3.抗瘧疾藥物奎寧是如何發(fā)現的（1）

    3.抗瘧疾藥物奎寧是如何發(fā)現的
    人們一直認為，公元前333年，亞歷山大大帝說出的最后一句表達情緒的話是“我是在許多內科醫(yī)生的幫助下死掉的”。400年之后，普林尼提出了新的墓志銘，它變得很熟悉，它附和了亞歷山大的話。“正是那群內科醫(yī)生要了我的命”，這是一個人對自己的死亡所說出的一句簡單但富含情緒的話，也是在死亡臨近的時候，難以接受的一句話。但責備醫(yī)生們的失敗，不能阻擋人們圍著醫(yī)生，期望從醫(yī)生那兒獲得成功的救助。
    藥是有毒的，這點兒知識廣為人知，但是，這質疑并沒有削弱這樣一個印象——醫(yī)生掌握著治療權利。如果說藥是危險的，那么，這意味著藥物是有強大力量的，即便人們看到的是有害的力量，與之相伴的是，人們想象著其所具有的有益的力量。讓人苦惱的是，讓人們抵制藥物是有幫助的這一令人鼓舞的想法是很困難的。最偉大的醫(yī)生們達到他們所擁有的那個高度，部分原因在于他們堅定的自信。例如，伽林的自信，就是他的主張的一部分。正是因為滿滿的信心讓他在與現實的任何碰撞中存活下來。對他的一劑藥，他如是說：
    所有喝了這個藥的人都在短時間內康復了，除了那些喝了不起作用的，以及喝了之后死掉的。所以說，顯然，對于無法治愈的病患來說，這藥沒用。
    伽林認為，發(fā)燒起因于過多的血液。那么，治療方法就很清楚了。（伽林對放血的信奉達到了極致。他甚至認為，放血是治療貧血的辦法）對于發(fā)燒病人，伽林認為，一天應該放兩次血，而第二次放血應該放到昏過去為止。伽林的信仰是建立在人體內部體液及其不同效果的復雜理論之上的。他蔑視那些因缺乏理論信仰而依賴實驗的治病術士。
    在醫(yī)生的思維中，放血的做法是他們長期堅持的。這兒舉個例子，威廉姆•奧斯勒先生，是約翰•霍普金斯大學的創(chuàng)辦教授以及后來的牛津大學醫(yī)藥學欽定教授，關于肺炎，他說：
    疾病以較強的密度入侵健康的個體，并帶來高燒，在肺炎一發(fā)作時就大量地放血是個極好的做法。
    這些話他寫于1920年，大概比伽林晚2000年。治療的根本理論已經改變了。關于人體、關于是細菌引起了肺炎這些，奧斯勒比伽林知道得更多。然而，沒有改變的是，對肺部感染了這種病菌的病人實施放血的效果的認知。這仍很糟糕。理論改變了，而對人體的損害仍在繼續(xù)。伽林在職業(yè)生涯中表現出的有害秉性，比他對放血的信仰或者他那長達473種不同藥品的單子更甚的，是他的自鳴得意。他寫道：

3.抗瘧疾藥物奎寧是如何發(fā)現的（2）

    我對醫(yī)藥界所作的貢獻，相當于圖拉真對羅馬帝國所作的貢獻，當時他在全意大利筑路修橋。是我，是我一個人，開辟了醫(yī)藥學的真正的道路。必須要承認的是，希波克拉底為這條路立下了樁，做了準備工作，但是，我讓它變得能通行了。
    伽林不得不處理的一種主要傳染病是瘧疾。這種病循環(huán)性的寒戰(zhàn)和發(fā)燒的特征，讓早期的醫(yī)生們能夠辨認這種病，即便醫(yī)生們對自己所記錄的東西理解甚少。瘧疾是由原生動物寄生蟲引起的。它是一種單細胞生物，有一個細胞壁和一種推進器，后者使它更像是一種動物而不是植物。瘧原蟲，原生動物屬，感染人類的時間長得足夠我們很多人進化出基因保護措施來對付它。如果從有關原生動物侵襲了大猩猩以及其他靈長類動物算起，很可能是，它存在的時間跟我們人類這個物種存在的時間一樣長?？雌饋恚坪醺覀円粯?，起源于非洲。當人們遷徙的時候，人們也帶著瘧原蟲一塊兒遷徙。瘧原蟲只把一部分時間花在人類身上，它們大部分時間寄生在蚊子身上。被蚊子叮咬是疾病從人到人傳播的方式，或者，把這個傳播過程放到蚊子的身上就是，當它們在同一張移動餐桌上就餐時，瘧疾就從一只蚊子傳播到另一只蚊子。
    對于第一世界來說，今天的瘧疾是一種假日外出度假才會出現的疾病。在其他的地方，每年有6 7億人生病，有幾百萬人死亡，其中多數是非洲兒童。沒有疫苗，盡管藥物能夠成功地保護、抵御或者治愈這種疾病。最古老的藥物是一種南美的樹的樹皮——金雞納樹的樹皮。它含有一種被稱為奎寧的化合物，對原生動物是有毒的。
    在英格蘭，這種病過去叫做瘴氣，是來自于發(fā)燒的一個詞。人們毫無緣由地患了這種病，很多人將之與沼澤以及污穢的空氣聯系在一起。直到賀瑞斯•沃波爾在1740年夏天為了躲避這種疾病而逃到了羅馬，才使英國人開始接受羅馬人關于這種病的現代術語。沃波爾在寫給家鄉(xiāng)朋友的信中說，“有種可怕的東西，叫做瘧疾，每年夏天都會光臨羅馬，并會要人命，在如此遠離基督徒的墓地的地方，我不在乎被瘧疾奪走性命”。
    據沃波爾觀察，羅馬周圍的沼澤和濕地，是引起疾病的原因。宗教，至少按照決定教堂排序的那種東西，是不會起到保護作用的：羅馬教皇和紅衣主教也生活在對瘧疾的恐懼中，也跟他們那謙卑的教友一樣很容易死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