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次參與試驗，“因為之前參加試驗跟醫(yī)生已經很熟了，我無聊就用他的電腦上網。結果看到了我們這次試驗的合同，發(fā)現藥廠給每個受試者的費用超過3萬元，而我們拿到手里的只有2500塊。”周飛回憶說。

好多年前，當中學生周飛看到Discovery頻道那個關于藥品人體試驗的節(jié)目時，根本沒想到自己后來會以此為生。

在一年半的時間里，他參加了20多次藥品試驗，拿到了大約4萬元報酬。

周飛告訴本刊記者，有一次陪朋友買到了自己曾經試驗過的藥品。此時，他特別強調自己的成就感：“不僅僅是拿錢做試驗，也是為社會作貢獻。”當然，他知道這種成就感只能藏在心里，并不能拿出來和朋友分享。

職業(yè)受試者---躲在城市的某個角落，默默關注著研究機構的受試者招募信息，然后穿梭于醫(yī)院，體檢、吞下藥片或者接受注射，最后拿走或多或少的試驗補償費。一個未經證實但流傳廣泛的數據是，每年中國約有50萬人接受藥品試驗。

8個月里月均收入2000多元，這樣的收入高于周飛之前那個辛苦的證券公司銷售工作。那時他月薪不足2000元，最少的一個月，工資卡上只入賬6.98元。

周飛說，多數人在第一次參與藥品人體試驗后就一發(fā)不可收拾：其中一部分人有能力做其他工作謀生，但是他們嘗到甜頭后就不想再賣力工作，不想再看他人臉色。

當然，也有一部分人以此作為跳板，度過經濟困難期后離開這個圈子；還有人確實沒有能力謀生又不愿乞討，借此維持生活。

“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。”周飛并不避諱這樣形容自己所屬的這個群體。

他說這群人的任務就是：站著走進來體檢表明自己是健康的，然后站著走出去表明一切都沒有問題。

招數

“反正你坐火車硬座的時候能做的事情，在試驗期間都能做。”周飛說，參與藥品試驗時，在體檢、吃藥、抽血之外，就是與其他受試者一起聊天，以及打撲克、下象棋、看電視，“除了偶爾會頭暈、喉嚨發(fā)干，其他就沒什么值得說的了。”

周飛是這個圈子里不多的北京本地人。他“入行”有點偶然：辭職后沒有積蓄，又要和朋友去KTV或者出去玩，男子漢的自尊讓他難以開口向家人要錢，這時他想到了大學時期沒有應聘成功的那次藥物試驗。

“中學看電視有個節(jié)目，就知道了藥品試驗這個事情，之后一直很好奇。到讀大學終于有機會參加了一次體檢，可惜因為我抽煙，當時體檢沒通過。”這個26歲的北京男生家境良好，之前從未遇到過生計問題。

周飛描述他的伙伴們：外地人、年輕、沒學歷、缺錢。“錢來得容易，花起來也不會珍惜。”就是他自己，在成為職業(yè)受試者之后也沒攢下多少錢。

據周飛統(tǒng)計，北京地區(qū)每年針對一期藥物受試者的公開招募有四五十次。此外北京的受試者也會前往天津等鄰近地區(qū)。他們其實也能了解到上海、長沙以及杭州等地的招募信息，但受制于交通成本過高。

所謂藥品人體試驗，術語一般被稱為藥物臨床試驗。它通常分為四期：一期試驗的目標人群是健康人，二期三期為適應癥患者，第四期是藥物批準上市之后更大面積的臨床觀察。

一期受試者周飛說，很多藥物都在其他國家進行過人體試驗，即使有些藥物是進行首次人體試驗，也在動物身上做過無數次試驗，所以他比較放心。

這個年輕人認為，相比食品安全問題，對于制藥廠相對嚴格的衛(wèi)生條件下生產出來的試驗藥物，沒必要太過擔心。

職業(yè)受試者的特征就是有一套應對試驗規(guī)定的“招數”。

“比如試驗一般都不要吸煙的。但圈子里的人都知道，尿檢的時候，滴一兩滴白醋就可以過關。”周飛專業(yè)地解釋說，抽煙后留在身體里的尼古丁代謝為可替寧，用白醋中和后就能通過檢查。

類似的辦法還有很多。比如，用十倍藥劑量的聯(lián)苯雙酯應對飲酒問題，這樣轉氨酶就會變成正常值。“如果血液里白細胞較高，那么體檢前去獻血小板。”他說，至于最關鍵的尿液檢驗，甚至可以輕易換成別人的樣品。

這個過程是：雖然受試者一個接一個上廁所，“提前準備好別人的小瓶尿樣，綁在大腿上，這樣取樣時的溫度也不會引起護士的懷疑。”

另外一些特別基礎性的規(guī)定：比如三個月內不能接受其他藥物試驗，可以用其他人的身份證解決，“就算被醫(yī)生護士看到，因為你臉熟，對方也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。”周飛認識的一個人，曾經同時參與了三個醫(yī)院的藥物試驗。

說這些的時候，周飛的臉上更多流露出深諳此道的得意，毫無煩惱和緊張。

又比如在一天里去幾個醫(yī)院參與試驗，有經驗的受試者絕對不會讓醫(yī)生或護士看到自己胳膊上的針眼，“擦點女生的粉底，一切就像新的一樣。”周飛咧嘴笑著說，最大的作弊是受試者在醫(yī)生面前吞下藥物，離開醫(yī)生視線之后再吐掉，“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，因為服藥后醫(yī)生會要求受試者張開嘴巴檢查。”

周飛覺得，這些不過是小小的惡作劇，無傷大雅。而另有一些情況才是整個藥品試驗中最令他們無法接受的。

分配

某次參與試驗，“因為之前參加試驗跟醫(yī)生已經很熟了，我無聊就用他的電腦上網。結果看到了我們這次試驗的合同，發(fā)現藥廠給每個受試者的費用超過3萬元，而我們拿到手里的只有2500塊。”周飛回憶說。

這個情節(jié)的意外之處在于，中間環(huán)節(jié)的利益分配已經超出“慣例”---從藥廠、醫(yī)院、中介再到受試者的費用支付及“過濾”鏈條，有時候并不是秘密。

“比如去年一家三甲醫(yī)院的試驗，藥廠給的價錢是每個人9000元；經過醫(yī)院項目負責人到中介手里，變成6000元；然后中介拿走2000元中介費，到受試者手里就剩下4000元了。”周飛說，這是一般的分配比例。

“中介起碼還做了一些招人的工作，項目方那些人實際上什么都沒做就拿了最大一塊。”他告訴《了望東方周刊》，正常情況下，藥廠會向進行試驗的醫(yī)療機構另外提供研究費用，后者不應對受試者的費用部分再染指。

湖南的受試者劉超對此感受更為直接。與大部分受試者一樣，一個人租住在長沙郊區(qū)的劉超，沒有一份穩(wěn)定的工作---要么覺得工作報酬太低，要么覺得工作太累，他的生活開支完全來自參與藥品試驗獲得的補償。“每次試驗結束后，我們都要在兩份類似收據的單子上簽字，但兩份單子都不能帶走。”

這兩份單子除了數字不同，其他內容全部一樣。

比如他親歷的一次試驗，一份單子上寫的是5000元，另一份是2500元。“5000元的是給醫(yī)生或者項目方負責人看的，而2500元的則由醫(yī)生的學生或者醫(yī)生助理收起來。”參加過接近十次試驗的劉超說，這在當地已經成為慣例。

“八九年前受試者拿到的補償費很高，每次大概三四萬元。”周飛說，當時由于大家對藥品試驗不太了解而比較恐懼，所以招募受試者非常困難。但隨著越來越多的受試者涌入這個市場，補償費一路下滑。他覺得這是市場決定的，但另一方面是因為“經手的人肯定不會放過能拿到的利益”。

根據一些受試者的敘述，北京的受試者市場基本已被4家較大的中介壟斷，其他人已經很難插足。“其中有兩家是公司運作或者掛靠公司運作，他們的中介費用高一些。另外兩家基本靠與項目負責醫(yī)生的私人關系而獲得機會，由于是個人運作，中介費用相對低一些。”周飛說。

公司化運作似乎顯得更加有技術含量。

北京地區(qū)較大的中介公司之一在其網站首頁標明，業(yè)務范疇為：藥品注冊代理、非臨床研究服務、I~Ⅳ期臨床研究、數據管理與統(tǒng)計分析、臨床監(jiān)查與稽查、受試者招募、項目管理培訓。換句話說，這家“醫(yī)藥發(fā)展公司”提供新藥注冊的全部流程服務。

該公司在沈陽、廣州、成都設有分支機構，同時在15個區(qū)域和市級、社區(qū)醫(yī)院建立了長期的合作關系，“并依此完成多個國內外臨床試驗的受試者招募”。

網站首頁的信息還顯示，它們持續(xù)招募適應癥患者，也就是二期受試者。公司說，自己的數據庫中有超過1.5萬名患者的疾病和治療信息。

3月中旬，本刊記者聯(lián)系到北京市海淀區(qū)一家三級醫(yī)院的受試者招募負責人，對方表示，試驗項目正在倫理委員會那里排隊審批，但受試者的招募中介要提前洽談，“這次試驗的日期應該定在4月到5月份之間，以后還會陸續(xù)有試驗進行。我們招募中介單位類似于招標，希望合作單位首先報價，并希望能夠開具技術服務費用類型的發(fā)票。”

奔波

由于京津地區(qū)往來便利，在這個區(qū)域內存在一些城際受試者。比如來自山東泰安寧陽縣偏僻農村的何立虎，曾經口袋里分文沒有，入行后一發(fā)不可收拾。

3月16日上午在天津一家心血管醫(yī)院抽完10管血之后，11點46分，他坐上了從天津到北京的K286次火車。

一個多小時后，列車停靠黃村火車站。何立虎換乘地鐵，乘車回到位于大屯路東站附近的地下室宿舍。

個頭不高的何立虎身材敦實，眼睛不大，配合著修剪整齊的毛寸發(fā)型顯得炯炯有神，黝黑的手上，指甲顯然已經幾周沒有修剪。虛歲28的他，還沒有女朋友。

這間地下室宿舍是何立虎“蹭”朋友的，沒有暖氣，公用洗手間。但因為住在城里，他還比較滿意。有次去另一個受試者家玩，“他住回龍觀北邊的一個小區(qū)里，回來的時候我的臉都被擠到公交車的玻璃窗上了，就算是獨立衛(wèi)生間而且非常便宜，我也不想去那邊住。”

宿舍是距離地鐵站約1公里的居民樓地下一層，大門貓眼被摳掉后，已經成為網線和電視信號線的穿線口。大約20平方米的宿舍里擺四張單人床，墻壁上橫七豎八地拉滿了各種網線、電線以及晾曬衣服的繩子，掛著一些看不出本色的襪子和內衣。

兩件電器：一臺灰白色已經看不出什么牌子的“大肚子”電視機，旁邊擺著一個類似電風扇樣子的取暖器，小方桌上撲克牌散亂。

“沒事斗斗地主，玩玩扎金花。”簡單塞了幾口午飯，臉上已經有些倦意的何立虎和衣躺下，“這是這次試驗的第二次入組，下周還得再去一次，就可以結束拿錢了。”

與窘迫的宿舍不相稱的是幾個人豪爽的牌局。他們通常玩“扎金花”：5元底錢，20元封頂，一晚上出入2000多元很正常。在拿到參與試驗的報酬后，何立虎也經常和朋友去KTV放松一下。

上周開始的這次試驗，是消炎類的口服藥物，何立虎可以得到3000元。有些意外的是，他還得到了100元交通補貼。

他需要三次往返北京和天津，包括體檢、服藥和最后抽血留樣，每次都需要留在醫(yī)院兩天時間。

這對何立虎來說，不過是他經歷的幾十次藥品試驗之中最普通的情況。唯一不同的是京津間的火車票價18.5元，比北京地鐵票價貴了不少。

病根

像山東農村的很多孩子一樣，何立虎初中畢業(yè)后又在當地縣城念了三年職業(yè)中專。專業(yè)是機電，但他說實際上并沒有學到任何東西。

然后他跟著姐夫到北京打工。“開始跟他學做電梯維修和安裝，很累，收入很少。”月薪1300元。半年后他覺得太辛苦，而且周圍沒有一個女孩子，就到東單的一家川菜館當服務員，工資漲到2000元。但干了兩年他又覺得沒什么前途，辭職了。

接連換了幾家公司，中間又回老家待過幾個月，2009年他再次回到北京，“工作很不好找，每個月還得想辦法給父母匯錢。”

在向老鄉(xiāng)借不到錢的時候，他曾經不得不在王府井步行街的長條椅上睡覺。

“椅子上墊本雜志，然后枕著背包。”何立虎告訴本刊記者，露宿街頭一定不能脫鞋子，否則第二天可能連鞋子也沒有了。事實上，當他早上被灑水車叫醒的時候，曾發(fā)現墊在后腦勺下面的兩本雜志不知去向。

終于，某次他手頭寬裕時，在網吧上網看到藥品人體試驗招聘廣告：3天時間可以賺到2500元。

“開始懷疑是假的，不過也沒什么別的辦法了，打電話過去知道是家大醫(yī)院的廣告。”那時，何立虎還沒有藥品人體試驗的概念，但覺得這么大的醫(yī)院肯定不會騙人。

到醫(yī)院體檢時，他才發(fā)現有很多人應聘受試。何立虎和幾個“資深”受試者聊天，知道有人已經做過十年時間，這時心里不再有疑慮。

第一次參與試驗的是一種消炎藥品，包括何立虎在內共有6名受試者。最終，不僅解決了3天的吃飯和住宿，手里還有了2500元錢。“就是體檢，然后吃幾片藥，抽幾管血，身上沒有任何不適的感覺。”收獲來得太容易了，何立虎于是努力尋找類似的機會。

第二次得到的補償費對他來說不啻是天文數字：1萬元。他興奮地體檢、等待，開始都沒注意是什么藥品。簽過《知情同意書》后不久，護士在他的小腹上扎了細細的一針。

心里想著1萬元，何立虎和其他3名受試者一樣口渴、心慌，肚皮像針扎一樣地疼。“其他幾個人在兩小時內都逐漸恢復正常，我一直不舒服，心率已經降低到40次，心電圖的數據完全不正常了，醫(yī)生告訴我那是心律不齊。”

這時，何立虎才注意到試驗的是一種治療腫瘤的藥物，前后需要注射3針。其他三人完成了全部試驗，而他只注射了第一針。

后來醫(yī)生不斷要求他到醫(yī)院做心電圖，最多的時候一天就做了20多次。護士跟他開玩笑說，這一天把他一輩子的心電圖都做完了。

結果，這一天的檢查結果中，“心律不齊的記錄有8000多次。”連老醫(yī)生也沒能找出原因，只好安慰他說心臟沒有毛病，回家靜養(yǎng)一段時間后慢慢就好了。

不過，何立虎還是拿到了1萬元。
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何立虎經常在體檢時發(fā)現心律不齊。“現在早上起來或者吃飽飯后，我都會覺得胸悶。開始給大夫打電話，對方說那1萬元錢包括了賠償，后來再打電話人家就不接了。”最終此事不了了之。

先后參與了幾十次藥品試驗之后，何立虎粗略計算，收入肯定超過了5萬元。

“這樣的事情當然不能跟家里人講，在我們那里這不是個光彩的事情，畢竟是拿身體做試驗，相當于不勞而獲，而且誰知道以后健康會不會有問題。”家里人至今還以為他在北京做修理電梯的工作。

每個月他定時給家里匯去1000元至1500元錢，“老家村里人也開始攀比，誰家買房子啦，誰家買轎車啦，人情比以前淡多了。”

說起將來的打算，何立虎還是想找一份維修電梯的工作，“主要是怕身體出狀況，畢竟還得考慮以后結婚生孩子。”

而那些參與藥品試驗的日子，很難說能否從何立虎的心中被完全抹去